关注香港移民聆听香港故事:船缓缓航行在大屿山以西,海风徐来,水波不兴。洪家耀坐在二层船首,举着望远镜搜寻目标,旁边他的同事集中精力盯着近处,同时手握笔,以便随时记下时间、位置、船速和海面情况等。

 

 

“那边!那边!”忽起小小骚动,马达熄灭,有人报出一连串编号。不远处停着一艘渔船,渔民们正在收网,周围水面不时闪现一抹抹粉红。在场的人迅速拿起相机,循着吐气声,捕捉就像在跟人捉迷藏的灵动身影,一只接一只,三三两两,成双成对……

尽管在海上见到海豚数千次,大多数情况只是匆匆一瞥,但每次相遇都让洪家耀感到兴奋。

“因为真的钟意嘛,这个骗不了人、不能强迫自己……我甘愿做海豚的仆人。”洪家耀脱口而出。这位鲸豚专家、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会长自1998年开始研究中华白海豚和江豚——两种在香港水域安家已久的“原住民”。

中华白海豚人称“海中大熊猫”,是1997年香港回归庆祝活动的吉祥物。它们的体色随年纪增长而转变,刚出生时呈深灰色,其后变为密密麻麻的斑点,到了青年及成年阶段,斑点渐少,慢慢露出通身浅粉色。洪家耀说,只有生活在华南沿岸的种群才有如此颜色变化。

江豚则是洪家耀的“最爱”。在香港,如果说中华白海豚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动物明星,那没有华丽外表、活泼动作的江豚只能位居配角,这激起洪家耀的“恻隐之心”。

洪家耀和同事每周都会出海调查。他们将香港水域划分12个区块,再事先设定一些航线,监察主要依特定航线进行。差不多17年来,他们在香港及珠江口辨识超过800条中华白海豚。

不过,过去十年香港的中华白海豚数目明显减少,由2003年的158条急降至2012年的61条,“意思是2012年香港水域平均每天有61条海豚出现”。

除了一些影响海豚生存的老问题,比如食物匮乏、海水污染和需躲避海上交通等,近些年海洋精灵们更饱受填海工程及沿岸发展的煎熬。

开头一幕,海豚之所以追随渔船、冒险与渔民争渔获,洪家耀解释说,因为渔网翻出海底不少鱼类,并且会抖落一些小鱼,海豚们可享受一顿丰盛“快餐”,省却觅食的力气。“香港人常说搵食艰难(意即谋生不易),海豚不也是这样?”

今年2月,一条洪家耀跟踪了十多年的中华白海豚Ringo搁浅死亡。虽然未到现场,但一看照片洪家耀便认出是自己的“老友”——因为Ringo颈部有一道凹进去的环形疤痕,推测年幼时曾被网绳缠住颈部,后来虽摆脱但留下勒痕。“不少海豚身上有‘人为印记’,甚至比Ringo命运更坎坷。”翻开洪家耀提供的相片,果然看到有的海豚背鳍被割断、有的上颚残缺。

Ringo早于1995年被发现,当时已全身呈粉红色,洪家耀推算它终年近40岁,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我对它的生活了如指掌。”1997年时,洪家耀曾见到一只幼豚跟在Ringo身旁,但3、4个月后就不见了,猜想可能夭折。

海豚产子后,一般会花上半年哺育幼豚,还要教它觅食及求生技能,母子形影不离,幼豚大概两、三年后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活。过去的经验告诉洪家耀,香港中华白海豚幼豚的存活率不足五成。

得知Ringo离世,他不免伤感。“刚好我姨妈最近过身,我不禁想,我见Ringo比探望姨妈还多,同它们的感情很深,”他叹了口气,“这些年一边做海豚研究,一边发现它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

拥有博士学位的洪家耀,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学者,他自称从事环境保育工作,研究也为推动保育。“就像踢场足球赛,有前锋、中锋和后卫,我们是前方冲锋陷阵的。”

对认为经济利益凌驾一切的人或组织来说,洪家耀大概要被列入黑名单。他参与了一些发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每当面临抉择,都会站在海豚利益一边。不是没有压力,洪家耀多次梦到海豚被困,或自己被阻挠环保工作的人追赶,“醒来时浑身冷汗”。

当记者追问他守护海豚的驱动力是什么,洪家耀说,与其说他的工作针对海豚,不如说是针对人——改变人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洪家耀与大名鼎鼎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古道尔(JaneGoodall)相识。“她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每个人每天都能带来改变。”

洪家耀曾近距离观察海豚为刚出生的宝宝庆祝的场面:母豚和一些海豚长辈围着幼豚团团转,时而跃出水面,幼豚则努力练习水上呼吸,母豚会上前协助,用长长的吻部将幼豚托出水面,或反过身来将它顶在肚皮上,让它稍作休息。洪家耀当时感动于这种舐犊情深。

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体会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使命感。“相信儿子长大成人后,我能自豪地对他说,爸爸已尽最大努力保护香港的海豚和海洋,问心无愧了,未来就靠你了。”


投资有风险,以上信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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