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將投資移民門檻從650萬港元上調到1000萬港元,並將房地產從投資移民計劃的投資資產類別中剔除,自14日起生效。
值得關注的是,在調高投資移民門檻方面,香港特區政府並不孤獨。
澳大利亞在今年4月19日大幅度修改商業移民(即投資移民)規則,取消了163B類商業移民,並大幅度提高其他類別商業移民的資金下限,家庭淨資產要求從25萬澳元上升至50萬,升幅高達100%,經營性商業移民的投資股份佔有率下限,由年營業額40萬澳元、股本比例10%,大幅上升至49%。
新加坡也在不久前修改投資移民法則,其中A方案原先要求投資至少100萬新加坡元於自主經營的實體企業,改為250萬新加坡元;B方案原先要求投資至少150萬新加坡元於指定基金,改為250萬新加坡元;而C方案,即投資基金和房地產組合方案則乾脆被取消,也就是説和香港一樣,新加坡也不再鼓勵投資移民購買當地房地產。
另一個投資移民大國加拿大則做得更絕:今年6月26日,加拿大聯邦移民部宣佈,暫停受理新增投資移民申請,靜待10月新法啟動,根據新法,聯邦投資移民需要擁有160萬加元資產,並在加拿大投資至少80萬加元,這一規定比原先80萬加元資產、投資至少40萬加元的標尺,翻了整整一倍。
加拿大除了聯邦,許多省份也有自主投資移民計劃,聯邦關門導致大量投資移民擁向這些省份,10月11日,接納省提名投資移民最多的魁北克省宣佈,自15日起暫停接受新案,並考慮將現有的40萬加元投資下限提高到80萬加元,和聯邦投資移民標準持平。
許多評論者都指出,中國人大規模的投資移民熱,對各國抬高投資移民門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近年來熱衷投資移民的人數的確較多,構成也較複雜,有現任、前任官員及其家屬(其中自然也包括“貪官”),有資金實力雄厚的企業家、富豪和明星們,也有很多是普通人。他們選擇投資移民的動機五花八門:避禍、擔心資產安全、選擇福利社會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甚至僅僅為兒女求學和前途考量。
上述提高投資移民門檻的國家中,有一些是傳統的移民大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技術移民、探親移民、留學移民比例都不小,投資移民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香港,雖也有專才計劃等以引進稀缺人才為標準的移民項目,但每年接納人數有限,投資移民反倒是移民的主體。
這些國家提高投資移民門檻的初衷其實是大不相同的。澳大利亞主要是擔心移民太多衝擊本國社會,加拿大則聲稱移民申請太多,積壓拖沓嚴重,而新加坡和香港則是擔心投資移民衝擊本國本地區地產、金融業的穩定。因此具體實施細節大相逕庭,加拿大是對投資和技術移民收緊政策,而對留學移民放鬆,澳大利亞則是全面收緊,香港、新加坡則暫時未觸及人數不多的專才引進計劃,但有一條是相同的:大幅度漲價。
之所以如此,和原先門檻已經“攔不住人”有關:隨著中國內地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原本高高在上的投資移民門檻,如今變得只要賣掉自家房子就可達到,這自然讓投資移民數量激增。不僅如此,隨著中國國內貧富差距的增大,和一些社會問題的發酵,不論是既得利益者還是“既失利益者”,都渴望尋求一個更安全的氛圍和更可靠的保證,花一筆能負擔得起的代價,把自己和家人“變成外國人”,自然也變得格外有吸引力。
各國為投資移民漲價,並非僅僅為了錢。許多評論都指出,相較於技術移民,投資移民對移民接受國歸屬性差,更難、也更不願意主動融入新社會;由於經濟上比較寬裕,他們並不像傳統移民那樣忙於找工作、求學,他們的子女也更難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在許多本地人看來,這些“外國有錢人”有錢是自己的,對當地的貢獻還不如普通技術移民,更何況,他們還抬高了當地房地產等“硬件”的價格。
必須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投資移民政策調整是聲稱針對中國(或其它任意特定國家)的,但新政影響最大的,顯然是中國內地投資移民群體。
從目前情況看,門檻的提高是大勢所趨,而且會繼續發展。各移民接受國的社會民意,普遍支持移民門檻的提高,甚至連大多數非投資移民也不例外,因為在後者看來,投資移民帶來的房價飛漲對他們傷害最大,而且這些“有錢人”和艱苦奮鬥、努力融入當地社會的非投資移民“生活在不同世界”。
門檻的提高可以擋住那些因房價暴漲而可以“賣掉房子就移民”的普通人,卻擋不住真正的有錢人,投資移民的熱潮有增無減,對於這種新動向,各國的反應似乎是選擇繼續抬高門檻:加拿大聯邦和新加坡、澳大利亞等較早抬高門檻的,一般從頒佈新規到實施都有幾個月以上的過渡期,而最新的幾例,香港從頒佈新規到實施間隔只有1天,魁北克省理論上只有4天,且因大批投資移民試圖搶在這4天裡“加塞”,魁北克省索性提前兩天宣佈“關門”。
如果內地房地產價格難以調控,不同階層“富人”對安全、安定和子女前途的考量依舊,投資移民的“剛性需求”就難以根本被抑制,在中國“有錢人”和各移民目的地間,出現“漲價——加緊申請——再漲價——再加緊申請”的惡性循環,並非不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