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是關慧貞從政二十周年的日子。一本關于她的新書即將發表，從中，你會看到一個動人的華人移民加拿大的成長經曆。
三十八年前，她九歲，全家八口人擠在七百尺的地庫，靠母親每日打工所得十塊錢維持生計，想起之前在香港定居，每天一早上學前與父親一道吃東西的日子，好遙遠。
三十八年後，她是溫哥華市曆史上最年輕的市議員，加拿大首位華裔省級內閣廳長，即將在朋友及家人的掌聲中慶祝從政二十周年。
當初，那個有著黑亮的頭發跟靈動大眼的小女孩常常想：若我是白人，那該多好?
現在，這位面容秀麗，氣質果決的女子常常問：怎樣才能幫助所有的人都生活得更好?
關慧貞，這位華裔省議員的政績及對社區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不需贅述。回顧過去的二十年，從最初的迷茫與焦慮，到如今的奮鬥與榮耀，那個一句英文也不會的新移民小女孩，到底經曆了什麽?
初來乍到
溫哥華，關慧貞抵埠之後才知道這個城市的名字。從香港出發的時候，她只聽說要去一個叫“金山”的地方。1975年，關慧貞的父母帶著六個孩子從香港移民溫哥華，但來了才發現，這個地方跟“金子”完全沒有關係：
“頃刻間，我的世界似乎完全被翻轉。以前每天早上上學前和父親一起出去吃早點的日子，再也不復返。平時難得有機會見到母親的面，因她總是在天還蒙蒙亮的時候就出門，甚至深夜才歸家。”
初來乍到，關家沒有一個會說英語，最基本的生活瑣事都成難以逾越的障礙。關母迫于生計，開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的打工生涯，到農場做工，賺來的錢不但要維持全家人生活，還要支撐關父進修英文。
經曆顛覆性的生活轉變，目睹家人爲生存、爲融入加拿大社會所付出艱辛努力，關慧貞的心裏充滿了掙紮：
“……我的父母作出巨大犧牲，然而，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對他們並不感恩。爲了融入加拿大社會我經曆了種種磨合與艱難，就連我出生時父母給我取的中文名字也被視爲另類，于是我和我的弟兄姐妹相繼改了名字……我常幻想，如果我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白人，那該多好，我的父母就不用這麽辛苦，我也可以被社會接受，不再被人取笑。”
“事實上我盡一切所能忘掉我是個華人。然而，這種身分的失落，直接導致我中學畢業後迷失了自我，不知何去何從。”
尋根之旅
明明是華人卻不願意承認，明明會講中文卻努力忘記，渴望自己有白皮膚黃頭髮，卻偏偏天生黑髮黑眼：理想與現實的扭曲曾經令多少的靈魂就此沈淪?幸好，奇迹般的轉變發生在一次旅行之後。
“大學上了一年，我産生了強烈的衝動去尋找自我，尋求生命的意義……我在到積蓄了足夠盤川後，終于踏上了我的尋根之旅。第一站是回到出生地香港，接著來到了我的祖籍廣東，拜訪了我母親在開平的老家……看見屋子裏的牆上仍然挂著我母親一家的照片。母親講過關于她童年的故事一下子湧于我的腦海，我開始理解我的根，理解我父母移民加拿大給我和我的弟兄姐妹帶來的人生機遇。”
此時的關慧貞終于明白，中華文化、語言和傳統是與生俱來的，以前刻意迴避是多麽天真可笑。也是從那時起，她開始重新認知作爲中國人的意義。
“這次難忘的經曆，不僅讓我尋找到了我的根，使我了解我來自何處，也讓我意識到生活在加拿大是多麽幸運，更激發我回到加拿大爲社會多做貢獻。”
改變世界
1991年，溫哥華東區居民協會(Downtown Eastside Residents Association)計劃招聘一名工作人員，關慧貞提交申請。曾爲該協會工作的Laura Stannard回憶，關慧貞的資曆在所有申請中最爲出色，問題是關慧貞當時已經在一個律師事務所裏供職，而新工作的薪水只有原來的一半。
“幾天後，協會的負責人Jim Green告訴我，關慧貞要來工作了。他說問過關慧貞，爲什麽願意接受只有薪水減半的工作職位。結果她回答：因爲我想改變世界。”
關慧貞不僅僅是接受了一個只有之前薪水一半的新工作，實際上，她是全身心地爲理想努力工作。
在溫哥華東區居民協會的時候，她因毫無畏懼地反對削減福利計劃，在當時負責福利事務的省廳內盡人皆知，甚至有高級主管給她取了個綽號： Pit Bull with Lips。
28歲進入市議會的時候，她不僅是政壇新丁，還是進步選民聯盟當選的唯一一名候選人。當省議員的時候，她一度成爲省議會中唯二的兩省新民主黨議員。她就是那個早上七點前起床，工作到其他人都下班，負責鎖門的人，即使在懷孕期間也是如此。
2003年，關慧貞的長女提前三周出生，當時，距離省議會有關教育的辯論剛剛結束一周;2008年，關慧貞的兒子出生，不到一個月，她即開始爲從中國抵達加拿大的本那比被害女留學生趙巍的個案奔波。
她說：“Cee-Yan和 Renan，他們是我的寶貝，我的歌聲，我生命的動力，就好像Bryan Adams歌中所言：『Ever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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